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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法国民法中的公共用益理论

时间:2017-10-28 法律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

内容提要: 法国不动产征收内涵的演变 —、从“公共用益”到“公共需要”再到“公共用益” 二、公共用益在法国法的利益体系中的地位三、法国法中判断公共用益的主要理论四、法国不动产征收实践对公共用益的界定与保障五、结语在法国,公共用益(1'utilite publique){1}被认为是“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干预的产物”,{2}它是连接宪法、民法与行政法的纽带。该概念也是法国不动产征收所具有的正当性之所在。{3}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,所有的征收行为都必须是以公共用益(公共利益)之名进行的;谡庵掷碛,本文拟对法国民法中的公共用益在法国法律体系的地位进行介绍,并就法国不动产征收中的理论进行评述并提出自己的观点。
 
 
一、法国不动产征收内涵的演变—从“公共用益”到“公共需要”再到“公共用益”
    公共用益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在法律中占据支配地位,后来,拉丁语的公共用益(utilitas publica)与共同用益(utilitas commun )被介绍到希腊。[4]在古罗马,因为用益(utilite)比利益(interet)含义更为狭窄,更能够起到限制权力滥用的目的,法律采纳的是公共用益而非公共利益,[5]可以说公共用益沿用之初就具有限制公权力的功能。在希腊,共同用益与公共用益是有区别的。共同用益是政治权力合法的本质要素, [6]它表达出一种平衡的思想以及与特定个人的利益相衔接的内容;相反,公共用益则主要被用作推进国家的干涉主义( etatisme)而出现的。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控制的加强,“共同用益”一词逐渐被“公共用益”所替代;谖魅( Ciceron )的工作,也因为受斯多葛学派(stoicien)的影响,该概念具有了“公共物的使用与收益”的内涵。[7]自公元2世纪以来,公共用益(utilitas publica)为古代学者如巴比尼恩(Papinien) 、保罗(Paul)与乌尔边(Ulpien)等学者所沿用。一直到公元438年的《狄奥多西法典》(Code Theodosien)仍然沿用该词。但是,到了公元5世纪,该词很少在查士丁尼(Justinien)的书中出现。在君士坦丁帝国(Constantin)时期,基督教派提出了“共同利益”(1, interet commun )概念,由于为官方所确认,又加之基督教的广泛影响,该概念逐渐为大众所熟知。在5世纪,该概念演变成共同福利(biencommun) 。[8]
    在菲利普(Philippe)国王统治时期,议会为了限制国王随意征收的需要,在法律中规定非经公共用益或者公共需要不能对不动产进行干涉(intervenir).[9]基于革命时期人们对所有权;さ乃咔笠约把细裣拗贫宰魑救ǖ乃腥ㄕ魇盏男枰。[10]加之公共用益比公共需要更具有灵活性,[11] 《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》第17条采纳的是公共需要而非公共用益。即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,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(necessite publique),且在公平与事先补偿的条件下,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”。学者认为,这里的需要(necessite)是立法者赋予剥夺所有权所必要的条件,力求使这种剥夺所有权的方式是无法回避(incontoumable)、不可阻止(ineluctable)[12]与不可避免的(inevitable) 。[13]从宪法规定不动产的剥夺条件可以看出,立法者尽量避免国有化的实施,该条也揭示了立法者想最大限度地;げ撇钟Φ那址傅囊馔。[14]
    但即使如此,问题仍然存在:一是宪法委员会是否能够对“公共需要”的基本内容作出准确界定?二是宪法委员会在没有对立法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能否根据这种界定,从而实现对“公共需要”的内容进行控制?
    学者认为,公共需要能够证明此项操作具有合法性。首先,因为占有被征收的不动产之前对此进行了补偿。其次,在国有化的相关判例中,执行的补偿能够涵盖全部损失。最后,行为人如果不服征收的内容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诉,也可以向法院就补偿的判决上诉。[15]宪法委员会在1982年1月16日的判例中也认为,公正补偿是对国有化征收进行控制的一个很好的因素,因为补偿是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,该公共工程对整个国家都是重要的。[16]但这遭到了学者们的反对。因为公正补偿已经是《权利宣言》的第17条的内容,怎么又能够对“公共需要”进行控制呢?
    为了限制对“公共需要”作出错误的评价,宪法委员会试图就“需要”作出固定的参考条件。[17]但是,学者认为,这种界定是困难的。首先需要证明该种需要的合法性。“第17条规定的‘合法性’的条件就是所有权征收的条件。然而,它与‘公共需要’不相关联。因此,要想很好地对‘公共需要’作出最低限度的限制,宪法委员会要定义与控制第17条规定的‘合法性’的内容。但是,它完全忽视了主要的限制—所有权征收的‘公共需要’的强制要求。”[18]何况,即使是宪法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后果也是事先难以预料的,这样,赋予宪法委员会的评价立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标准也难以确定。不过,也有学者认为,在国有化的问题上,宪法委员会能够对评价错误进行限制,因为“从法学的正当性来说,这是基于宪法文本的强制;从政治的必要性来说,与此相关的是宪法委员会制度的合法性” [19]
    宪法委员会对“公共需要”的控制不能超出它的权限范围。与此同时,宪法委员会能够适时地对错误的立法进行控制么?答案是否定的,因为“在任何时候,控制的必要性并不等于控制的适时。如果某行为不合法但是‘需要’( necessite ),它就只能在二者中进行选择,它也不能对此实践的结果作出适时的评价。在选择的时机与选择的何种程度上,法官对此不能干预。”[20]为此,所有的公共需要都必须经过立法者一定的程序论证。[21]
    作为法国现代民主基础的《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》,也是法国民法建立相关制度的基础。不过,《法国民法典》的颁布,使得征收不再是“公共需要”而是“公共用益”,1804年《法国民法典》第545条明确规定:“任何人不能被强制转让所有权,除非基于公共用益与事先公正补偿。"[22]学者解释为,“公共用益”(utility publique)中的“utile”与“工作利益”(travaux utiles) 、“期限利益”(delai utile) 、“预防利益”(precautions utiles)与“处分利益”( dispositions utiles)等中的“utiles”并不能等同。[23]因为“公共用益”并不仅仅是利益,还具有“需要”(necessite )以及“经济”的内容。[24]而且,公共用益是一个规范概念,具有规范的功能,这是其他概念所不具备的。[25]《法国民法典》第545条的颁布,宣告了宪法领域的征收(国有化)[26]与行政法、民法领域征收(狭义征收)的分野。因为一切国有化征收都是宪法性立法予以颁布,而非国有化的征收都是由行政机关基于公共用益进行的,这是行政法与民法所调整的内容。[27]这同时也宣告了决定“公共用益”内涵的机关由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转变。[28]“公共用益”比“公共需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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