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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唐诗研究述略

时间:2018-01-20 文学毕业论文 我要投稿
大致说来,20世纪初期,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,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。属于前一类型的,如陈衍《石遗室诗话》及其《续编》、王kǎi@①运《湘绮楼说诗》《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》《王志论诗》及其选批的《唐诗选》(订补本)、沈曾植《海日楼丛》、宋育仁《三唐诗品》、朱宝莹《诗式》、高步瀛《唐宋诗举要》以及光明甫《论文诗说》(未刊稿)等,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、诗品、笔记、选批、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,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,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。但就在这个时候,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。胡适于1915年发表《读白居易〈与元九书〉》和《读香山诗琐记》两文,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(即写实主义)的分派来解说唐诗,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,上承杜甫《咏怀五百字》、《北征》、“三吏三别”诸作的创作倾向,而与并时的李绅、元稹等同气相求,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的新风气。同年9月起,吴宓在《清华周刊》上连续载出其《余生随笔》,其中多则论及唐诗,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,杜甫正当交接之会,乃“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”,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,这个观点不仅成为“五四”时期倡扬“平民文学”的先导,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尤巨。至1922年,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《情圣杜甫》,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“诗圣”徽号改作“情圣”,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“言志”、“载道”为依归,而认“诗为表情之具”(见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附录二)的思想立场,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。
 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,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,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。概述性的如费有容《唐诗研究》(大东书局1926)、许文玉《唐诗综论》(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)、胡云翼《唐诗研究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)、苏雪林《唐诗概论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)、杨启高《唐代诗学》(南京正中书局1935),专题性的如胡云翼《唐代的战争文学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)、陆晶清《唐代女诗人》(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)、孙liáng@②工《唐代的劳动文艺》(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)、刘开荣《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),或从整体概括,或就局部开发,均能自出手眼,不囿于传统,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、诗论。此外,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、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孟郊、韩愈、白居易、贾岛、李贺、杜牧、李商隐、罗隐、韦庄等,亦皆有年谱、评传、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,体现着进入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。
 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,有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陈寅恪、岑仲勉、钱钟书诸家。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,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流变,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。他的《唐诗杂论》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《闻一多说唐诗》,皆为未完成的著述,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,至今还给人以启迪;所选《唐诗大系》,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,多从性着眼,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。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,但他的《〈唐诗三百首〉指导大概》一文,对唐诗的题材、作法、体裁、流变、格律、声调等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,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;所撰《经典常读》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,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,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,也给后来缪钺、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。陈寅恪和岑仲勉,则是以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,所创“以诗证史”、“以史证诗”的,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,不仅丰富了诗、史双方的研究资料,还广泛涉及唐代、、科举、宗教以及民族交往、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,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。至于钱钟书《谈艺录》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(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),虽不重建构,而每下一断语,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资料,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,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。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,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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